更直接的参与到了对这些举措的反对中,不过碍于叶戈尔的面子。



以及苏俄新经济政策因现实而产生的一部分合理性。



作为国际共产元老人物的罗莎,并没有全面推翻新经济政策,重申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也着重强调了一点



“要谨防先锋队的腐坏!”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新经济政策仍然在国际共产方面造成了比较坏的影响。



在苏俄没有否决国际革命理论时,



许多左派政党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苏俄放弃国际革命,彻底转向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和平共处的标志。



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党内同志的积极性。



四月的真理报文章中,有超过二十篇为新经济政策出谋划策的文稿。



针对意大利农民与意共团结农民,发表致全国工人和农民的公开信,向大地主阶级与受大地主阶级援助的黑衫军们宣战的消息。



只有叶戈尔的《关于意大利革命》与托洛斯基的《意大利政府的压迫性》被高悬在侧版。



同时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国际共运层面。



如果说之前苏俄是紧绷的弹簧,一但反弹,其官僚化与腐败化来的也越发迅速。



莫斯科,



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没有同其他政府单位般在克里姆林宫组建办公处。



叶戈尔选择将办公地点设立在,距卢比扬卡不远的尼古拉大街九号楼。



有人猜测,这是叶戈尔为了让每一个监督工作者,意识到他们距离肃反只有一线之隔。



但实际上,居住在这只是,叶戈尔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对独立的政治单位,需要与在克里姆林宫办公的其他政府单位进行距离上的隔离。



其二,这里离家更近。



至于办公室几乎依照先前卢比扬卡二号办公室布置,放眼望去是由文件与书籍堆积成的,纸山书海。



正式成为党内中坚力量的叶戈尔,脸色并没有随系统的恭喜,显得多好看。



在《加大监督人员的招募工作》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叶戈尔还在其后侧附带了一句,



“招募标准尽量与肃反人员的招募标准靠齐。”



陪伴在他在卢比扬卡多年的椅子,发出吃力的滋滋声。



埋头看完各地方监察组织呈递上来的汇总报告,叶戈尔深吸一口气,开口道,



“苏斯洛夫同志,再接收一批契卡成员作为监察人员的补充,这些数据明显有误,新经济政策执行后的官僚现象、腐败现象反倒要比战时共产主义时低?”



“我不认为目前的社会形式,与干部素养能因为一个政策的改变,得到如此大的飞跃。”



说完,叶戈尔随即从桌底抽出一张早已拟定好的监督工作纲领,



“除开对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进行监督,对民主,对统一,中央监察委员会也享有监察权,必须把监督民主工作的执行,当成自身任务的一部分。”



这其中包含着叶戈尔些许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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