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28章 财长
那些CDS利差的数字。
七月十五日，裸卖空禁令和火箭筒方案同时出台的那天，两房的CDS利差确实短暂收窄了。
然后它又开始走阔了。
不是暴涨。是那种每天涨几个基点的、缓慢的、像慢性出血一样的走阔。
到今天，房利美的五年期CDS利差已经回到了禁令前的水平附近，甚至更高一点。
金融股也是。禁令当天的暴涨只持续了不到一周。然后涨幅开始回吐。雷曼从最高点又跌了百分之二十多。美林也在跌。花旗也在跌。
市场消化了裸卖空禁令。消化了火箭筒声明。消化了众议院的投票。
然后继续按照它自己的方向走。
往下。
保尔森把铅笔放在拍纸簿上，靠在椅背上。
他原本的计划，他在七月初就制定好的、在法案通过之后按部就班执行的计划，是一个线性的、有序的、逐步推进的计划。
先解决两房。拿到授权，展示威慑，稳住市场。
然后处理雷曼。推动雷曼找到一个战略买家或者注资方——KDB、巴克莱、美国银行，谁都行。
让雷曼以一种体面的、不引发恐慌的方式完成自救。
然后处理美林。同样的逻辑。
一个一个来。有序的。可控的。
但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让他开始怀疑这个"一个一个来"的假设。
问题不是出在任何一家特定机构身上。问题是那种弥漫在整个市场里的、无处不在的、像慢性毒气一样侵蚀着一切的东西。
不信任。
他能感觉到它。在每一个和华尔街CEO的电话里。在每一份从纽约联储送来的隔夜市场监控报告里。在每一次和盖特纳的深夜通话里。
信任在一点一点流失。不是某一天突然崩塌，而是每天漏一点，每天漏一点。
像一个水龙头没有完全关紧，你听得到滴水的声音，但你找不到那个坏掉的阀门在哪里。
不。他知道那个阀门在哪里。
至少他知道其中一个。
保尔森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书架的第三层，在一排关于鸟类学的书籍后面——观鸟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找到了一个他上周放在那里的文件夹。
他把文件夹抽出来，拿回书桌前。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份四页的打印稿，页眉上的标题已经被全世界读过了无数遍。
《关于当前市场环境与远星资本投资立场的公开信》
保尔森不是第一次看这封信了。七月七日发出来的当天，他的助理就把它放在了他的简报里。他当时只花了五分钟浏览了一遍，在心里的归类是"一个做空者的例行唱空"。
然后IndyMaC倒了。
然后他重新把这封信拿出来仔细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
现在是第四遍。
让他反复回来看这封信的，不是信的内容——内容他同意大部分，不同意小部分，总体来说不算出格。
是时间。
七月七日发出。七月十一日IndyMaC倒闭。
四天。
而且不只是IndyMaC。信里提到的每一个风险指标——商业地产估值、第三级资产、短期融资依赖——在过去三周里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
保尔森不相信预言。
他在高盛交了三十二年的学费，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在华尔街，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所有声称自己能预测未来的人，要么在撒谎，要么即将破产。
但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在预测未来。他是在描述现在。他在华尔街水面下看到的那些东西——CDS利差的异常走阔、信用市场的信任流失、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收紧信贷——这些不是预测，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因为大部分人看的是股价，是新闻标题，是SEC的禁令和保尔森自己的火箭筒声明。
这些东西和水面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讲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保尔森把那封信翻到最后一页。
"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恐惧至少意味着人们还在看着风险。最危险的时刻，是所有人都不再谈论风险的时候。"
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放回了文件夹里，但没有把文件夹放回书架。他把它放在了桌上，和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并排。
一份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机密文件。一份来自一个二十六岁华裔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开信。
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保尔森重新坐下来，拿起铅笔。
他在拍纸簿上那个"但"字后面，写了一行字。
"查账。在动手之前，先知道真实的数字。"
他需要知道两房的窟窿到底有多大。不是那些经过会计师粉饰过的、被管理层装进年报里的数字。
是真实的、剥掉所有包装之后的数字。
这意味着他需要派人进去。公开的审计会引发恐慌。所以是私下的、小范围的、只有他和几个最核心的人知道的摸底。
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是可控的——也许一两百亿，也许三四百亿——那火箭筒的威慑逻辑还能站住。政府展示能力，市场恢复信心，两房继续运转，不需要真的开枪。
但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大到某个临界值以上——
七月十五日，裸卖空禁令和火箭筒方案同时出台的那天，两房的CDS利差确实短暂收窄了。
然后它又开始走阔了。
不是暴涨。是那种每天涨几个基点的、缓慢的、像慢性出血一样的走阔。
到今天，房利美的五年期CDS利差已经回到了禁令前的水平附近，甚至更高一点。
金融股也是。禁令当天的暴涨只持续了不到一周。然后涨幅开始回吐。雷曼从最高点又跌了百分之二十多。美林也在跌。花旗也在跌。
市场消化了裸卖空禁令。消化了火箭筒声明。消化了众议院的投票。
然后继续按照它自己的方向走。
往下。
保尔森把铅笔放在拍纸簿上，靠在椅背上。
他原本的计划，他在七月初就制定好的、在法案通过之后按部就班执行的计划，是一个线性的、有序的、逐步推进的计划。
先解决两房。拿到授权，展示威慑，稳住市场。
然后处理雷曼。推动雷曼找到一个战略买家或者注资方——KDB、巴克莱、美国银行，谁都行。
让雷曼以一种体面的、不引发恐慌的方式完成自救。
然后处理美林。同样的逻辑。
一个一个来。有序的。可控的。
但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让他开始怀疑这个"一个一个来"的假设。
问题不是出在任何一家特定机构身上。问题是那种弥漫在整个市场里的、无处不在的、像慢性毒气一样侵蚀着一切的东西。
不信任。
他能感觉到它。在每一个和华尔街CEO的电话里。在每一份从纽约联储送来的隔夜市场监控报告里。在每一次和盖特纳的深夜通话里。
信任在一点一点流失。不是某一天突然崩塌，而是每天漏一点，每天漏一点。
像一个水龙头没有完全关紧，你听得到滴水的声音，但你找不到那个坏掉的阀门在哪里。
不。他知道那个阀门在哪里。
至少他知道其中一个。
保尔森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书架的第三层，在一排关于鸟类学的书籍后面——观鸟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找到了一个他上周放在那里的文件夹。
他把文件夹抽出来，拿回书桌前。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份四页的打印稿，页眉上的标题已经被全世界读过了无数遍。
《关于当前市场环境与远星资本投资立场的公开信》
保尔森不是第一次看这封信了。七月七日发出来的当天，他的助理就把它放在了他的简报里。他当时只花了五分钟浏览了一遍，在心里的归类是"一个做空者的例行唱空"。
然后IndyMaC倒了。
然后他重新把这封信拿出来仔细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
现在是第四遍。
让他反复回来看这封信的，不是信的内容——内容他同意大部分，不同意小部分，总体来说不算出格。
是时间。
七月七日发出。七月十一日IndyMaC倒闭。
四天。
而且不只是IndyMaC。信里提到的每一个风险指标——商业地产估值、第三级资产、短期融资依赖——在过去三周里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
保尔森不相信预言。
他在高盛交了三十二年的学费，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在华尔街，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所有声称自己能预测未来的人，要么在撒谎，要么即将破产。
但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在预测未来。他是在描述现在。他在华尔街水面下看到的那些东西——CDS利差的异常走阔、信用市场的信任流失、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收紧信贷——这些不是预测，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因为大部分人看的是股价，是新闻标题，是SEC的禁令和保尔森自己的火箭筒声明。
这些东西和水面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讲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保尔森把那封信翻到最后一页。
"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恐惧至少意味着人们还在看着风险。最危险的时刻，是所有人都不再谈论风险的时候。"
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放回了文件夹里，但没有把文件夹放回书架。他把它放在了桌上，和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并排。
一份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机密文件。一份来自一个二十六岁华裔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开信。
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保尔森重新坐下来，拿起铅笔。
他在拍纸簿上那个"但"字后面，写了一行字。
"查账。在动手之前，先知道真实的数字。"
他需要知道两房的窟窿到底有多大。不是那些经过会计师粉饰过的、被管理层装进年报里的数字。
是真实的、剥掉所有包装之后的数字。
这意味着他需要派人进去。公开的审计会引发恐慌。所以是私下的、小范围的、只有他和几个最核心的人知道的摸底。
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是可控的——也许一两百亿，也许三四百亿——那火箭筒的威慑逻辑还能站住。政府展示能力，市场恢复信心，两房继续运转，不需要真的开枪。
但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大到某个临界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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