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舟回来了。”
这是一个陈述句，不是问句。林微言握杯子的手紧了紧。
“您听谁说的？”
“你小姨。她同事的女儿在南京一家律所上班，说沈砚舟现在是那家律所的合伙人。还说他最近经常往镇江跑。”母亲推了推眼镜，目光很平静，但平静底下是绵密的、不动声色的审视，“你没跟我说。”
“我本来想等稳定一点再跟您说。”
“稳定？”母亲重复了这两个字，语气淡淡的，“你跟他之间，什么时候‘稳定’过？”
林微言垂下眼。她知道这句话里的分量。五年前她跟沈砚舟分手，回到杭州的家里，整个人瘦了十斤，半个月没有出门。母亲当时什么都没问，只是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端到她房门口。后来有一天晚上，母亲坐在她床边，说了一句——“妈不问你为什么。但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是我最骄傲的女儿。”
那之后，她们再也没提过沈砚舟。直到现在。
“妈，”林微言抬起头来，目光很稳，“当年的事，有隐情。”
“什么隐情？”
“他父亲五年前得了重病，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他跟顾氏集团签了一份商业合作协议，代价是——”
“代价是跟你分手？”
林微言点头。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把杯子放下，靠在椅背上。工作室的窗外传来陈叔书店里收音机的声音，评弹，咿咿呀呀的，从槐树叶子中间漏进来。
“他跟你说的？”
“他跟我说了。顾晓曼也跟我说了。当年的合同、他父亲的病历，我都看到了。”
母亲推了推眼镜。她看人的时候习惯微微眯眼，像在批改一份不太完美的作文。“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难处都不敢跟女朋友说，就替她做了决定——你觉得这种担当，算好还是不好？”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得很准。林微言捏着杯子，指腹在杯沿上磨了两圈。
“他当年才二十四岁。”她轻声说，“一个二十四岁的人，父亲躺在ICU里等着钱救命，顾氏拿合同压他——妈，换作是我，我可能也做不出更好的选择。”
“那你现在确定他不会再有下一次？”
林微言沉默了几秒。她想起沈砚舟这些天做的事——每天雷打不动出现在书脊巷，帮她搬书、整理材料、给她带吃的。有一次她加班到深夜，下楼发现他靠在巷口的电线杆上，手里拎着一碗还热着的馄饨，说“顺路买的”。他的律所在南京，到镇江开车一个半小时。
“我不确定。”她诚实地说，“但我想试试。”
母亲看了她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工作室的窗前，看着外面槐树绿油油的叶子。
“你爸当年追我的时候，也出过岔子。”她忽然说。
林微言一愣。
“他那时候在南京工作，我在杭州。有一段时间他忽然不给我写信了，连着一个月。我以为他变心了，气得把攒了半年的信全烧了。后来他忽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浑身是泥，手里攥着一份调令——他花了一个月，把他工作从南京调到杭州，没有告诉任何人。”
母亲转过身来，嘴角带着一丝极淡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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