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我找不到？”林微言把那本《说文解字》从纸板下面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书页边缘被压出了永久的折痕，像是岁月在纸上留下的皱纹。
“不怕。”沈砚舟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根基。你是修古籍的，迟早会走到这一本。”
林微言沉默了一会儿，把那本书翻开。书页中间夹着一张纸条，已经泛黄了，上面是沈砚舟五年前写的一行字：“此书论字义，字字皆有本义。如‘悔’字，从心，每声。本义为‘自恨’。吾之悔，在心不在口。”纸条的下半截被虫蛀了几个小洞，正好蛀在“恨”和“心”两个字上，像是时间和虫子联手做了一个残忍的校对。
她把纸条叠好，没有还给沈砚舟，也没有丢，而是夹回了书里，然后合上书页，轻轻压了压。她压书的动作很专业——手指从书脊中间往两边均匀施力，力道轻而稳，是她修复了上千本古籍之后养成的肌肉记忆。然后她把《说文解字》装进帆布袋里，和那本《花间集》放在一起。两本书在袋子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纸张摩擦纸张的细微声响。
“横街的五本找齐了。”她把帆布袋的带子往肩上紧了紧，“现在去大胡同。你那边放了四本对吧？”
“对。”
“走。”
沈砚舟跟在她身后，两个人从横街拐进大胡同。大胡同的摊位明显比横街整齐，每家的书都分了类——经部的、史部的、子部的、集部的——按照四部分类法摆放，有些讲究的摊主还在书脊上贴了手写标签，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逛这条街的人也比横街安静，没有人大声讨价还价，交易都是在低声交谈中完成的。
沈砚舟在大胡同放的这四本书，品相明显比横街那几本要好。第一本《诗经》放在一个专卖经部古籍的摊位上，被摊主仔细地套了塑料书套，搁在玻璃柜的第二层，和一套同治年间的《十三经注疏》并排摆着。摊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见林微言要拿那本《诗经》，赶紧从玻璃柜里取出来，两只手捧着递给她。
“这本品相好，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版本，但胜在完整，书脊也没断，扉页上——”摊主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扉页上那三个铅笔字，“哦，有旧藏家的签名。这个‘砚舟’我查过，不是什么有名的藏书家，但字写得挺有风骨的。”
林微言和沈砚舟对视了一眼，两个人都没说话。摊主不知道的是，他口中那个“不是有名的藏书家”，此刻就站在他面前，手里还端着一杯凉透了的拿铁。
第二本《礼记》放在一个专卖史部古籍的摊位，摆在《史记》和《汉书》中间，位置相当显眼。沈砚舟当年选这个位置的时候显然动了脑筋——史部类的书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夹在两本镇摊之宝中间，就变成了一定会被看到的书。第三本《周易》藏得更妙，放在一个杂项摊位上的最后一排，旁边全是佛经和道家典籍，混在中间一点都不突兀。
第四本，沈砚舟带着林微言走了很远，几乎走到了大胡同的尽头。那个摊位的位置是所有藏书中最好的——正对着老槐树下的花坛，旁边是一个卖老北京酸奶的小推车，逛累了的人都会在这里停一下。摊位的主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用一块软布擦拭摊上的书籍，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本书都擦到了。
“这本。”沈砚舟在摊位前蹲下身，从最下面那排书里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是一本《花间词选》，民国的排印本，品相一般，但在四本书里算是最好的。他递给林微言的时候，手指在书脊上多停了一秒——林微言注意到了这个停顿，接过来翻开扉页，看到了意料之中的“砚舟藏”三个字。但这次不一样——这
“不怕。”沈砚舟说，“《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根基。你是修古籍的，迟早会走到这一本。”
林微言沉默了一会儿，把那本书翻开。书页中间夹着一张纸条，已经泛黄了，上面是沈砚舟五年前写的一行字：“此书论字义，字字皆有本义。如‘悔’字，从心，每声。本义为‘自恨’。吾之悔，在心不在口。”纸条的下半截被虫蛀了几个小洞，正好蛀在“恨”和“心”两个字上，像是时间和虫子联手做了一个残忍的校对。
她把纸条叠好，没有还给沈砚舟，也没有丢，而是夹回了书里，然后合上书页，轻轻压了压。她压书的动作很专业——手指从书脊中间往两边均匀施力，力道轻而稳，是她修复了上千本古籍之后养成的肌肉记忆。然后她把《说文解字》装进帆布袋里，和那本《花间集》放在一起。两本书在袋子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纸张摩擦纸张的细微声响。
“横街的五本找齐了。”她把帆布袋的带子往肩上紧了紧，“现在去大胡同。你那边放了四本对吧？”
“对。”
“走。”
沈砚舟跟在她身后，两个人从横街拐进大胡同。大胡同的摊位明显比横街整齐，每家的书都分了类——经部的、史部的、子部的、集部的——按照四部分类法摆放，有些讲究的摊主还在书脊上贴了手写标签，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逛这条街的人也比横街安静，没有人大声讨价还价，交易都是在低声交谈中完成的。
沈砚舟在大胡同放的这四本书，品相明显比横街那几本要好。第一本《诗经》放在一个专卖经部古籍的摊位上，被摊主仔细地套了塑料书套，搁在玻璃柜的第二层，和一套同治年间的《十三经注疏》并排摆着。摊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见林微言要拿那本《诗经》，赶紧从玻璃柜里取出来，两只手捧着递给她。
“这本品相好，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版本，但胜在完整，书脊也没断，扉页上——”摊主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扉页上那三个铅笔字，“哦，有旧藏家的签名。这个‘砚舟’我查过，不是什么有名的藏书家，但字写得挺有风骨的。”
林微言和沈砚舟对视了一眼，两个人都没说话。摊主不知道的是，他口中那个“不是有名的藏书家”，此刻就站在他面前，手里还端着一杯凉透了的拿铁。
第二本《礼记》放在一个专卖史部古籍的摊位，摆在《史记》和《汉书》中间，位置相当显眼。沈砚舟当年选这个位置的时候显然动了脑筋——史部类的书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夹在两本镇摊之宝中间，就变成了一定会被看到的书。第三本《周易》藏得更妙，放在一个杂项摊位上的最后一排，旁边全是佛经和道家典籍，混在中间一点都不突兀。
第四本，沈砚舟带着林微言走了很远，几乎走到了大胡同的尽头。那个摊位的位置是所有藏书中最好的——正对着老槐树下的花坛，旁边是一个卖老北京酸奶的小推车，逛累了的人都会在这里停一下。摊位的主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用一块软布擦拭摊上的书籍，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本书都擦到了。
“这本。”沈砚舟在摊位前蹲下身，从最下面那排书里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是一本《花间词选》，民国的排印本，品相一般，但在四本书里算是最好的。他递给林微言的时候，手指在书脊上多停了一秒——林微言注意到了这个停顿，接过来翻开扉页，看到了意料之中的“砚舟藏”三个字。但这次不一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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