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是他情敌的人。
“为什么要帮他？”她问。
“因为他是你朋友。”沈砚舟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不需要任何修饰的事实，“我不想看到你身边的人出事。”
电话这头忽然安静下来。林微言握着手机，听着他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来，均匀，绵长，像是窗外的雨还在下，隔着玻璃渗进来。她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周明宇一直在照顾她——她发烧的时候送药，修书架的时候来帮忙，逢年过节陪她去陈叔店里搬旧书——做了太多她欠着人情的事。沈砚舟没有理由去帮一个他根本不欠任何东西的人。除非那个人欠人情的是她。
“你帮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趁机让他欠你一份人情？”
“没想过。”沈砚舟的声音还是很淡，“就当时发现了患者家属的证据链有漏洞，随手处理了。”
然后两个人又沉默了。不是那种尴尬的沉默，更像是两个人站在同一条河的岸边，隔着水看着彼此，水流声很大，但谁都不想先走。
林微言低下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把补纸揉成了一团，纸张皱皱巴巴地蜷在手心里，像一朵没有开好的花。她用指尖轻轻把它展开，铺平，重新蘸了糨糊，贴在书页的虫洞上，动作比刚才稳了一些。
“沈砚舟。”她忽然开口。
“嗯？”
“你还留着。”
电话那头的呼吸停了一拍。他知道她在说什么，不需要指明。那对袖扣，那个盒子，那个书架最上头的位置。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林微言以为他挂了。然后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比刚才低了很多，像是从胸腔深处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带着某种她从未听过的东西——不是平日里那种冷硬的疏离，也不是法庭辩论时那种凌厉的锋芒，是另一层语气，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抓住一个不敢大声说出来的愿望。
“你送我的，一样也没丢。袖扣、那本《花间集》里夹着的银杏叶、你随手写的便签——都留着。”他顿了顿，声音又低了些，沙哑得几乎被电流声吞掉最后一个字，“《花间集》的函套内侧，你用铅笔写过‘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行字——纸张泛了点黄，有点脆了，我只敢隔着塑料膜看。”
林微言伸手关掉了台灯。黑暗重新淹没了整个房间，只剩下手机屏幕的那一点微光和窗帘缝里漏进来的光，照在手边那本《花间集》的封面上。她想起六年前在潘家园的旧书摊前，沈砚舟蹲在地上翻旧书翻得满头是土，她把这本书递给他，他说“这种花间词太软了不适合我”。然后他买了，珍藏了六年。函套的边角被他修过——用修复古籍才会用的米浆和桑皮纸，笨拙地学着她的手法，一层一层裱上去。一个在法庭上从不低头的律师，把自己困在一间深夜书房里一遍遍调糨糊的浓度，只为了把一个人留下的痕迹完好无损地留到今天。
书脊巷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月光被云层推着缓缓移动，透过阳台那盆苏铁的叶隙，静悄悄地在书堆上落下一小块银斑。林微言没有开灯，借着那缕微光摸到书桌抽屉的把手。拉出来的时候，抽屉有些涩，发出低低的一声摩擦音，像是替她叹了口气。
抽屉最深处，放着一只巴掌大的铁盒。她打开盒盖，里面躺着的不是金银首饰，是六年前沈砚舟第一次出庭时用的那枚胸针——很简单，天平图案，底座上刻着一个字，是他自己的手笔，一撇一捺刻歪了，像小学生初学写字的习作，补了又刻，刻了又补，印痕里还残留着银器专用的旧抛痕。她一直没还他。分手那天下着雨，她把这枚胸针扔进垃圾桶里；他走后，她又赤着脚下
“为什么要帮他？”她问。
“因为他是你朋友。”沈砚舟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不需要任何修饰的事实，“我不想看到你身边的人出事。”
电话这头忽然安静下来。林微言握着手机，听着他的呼吸声从听筒里传来，均匀，绵长，像是窗外的雨还在下，隔着玻璃渗进来。她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周明宇一直在照顾她——她发烧的时候送药，修书架的时候来帮忙，逢年过节陪她去陈叔店里搬旧书——做了太多她欠着人情的事。沈砚舟没有理由去帮一个他根本不欠任何东西的人。除非那个人欠人情的是她。
“你帮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趁机让他欠你一份人情？”
“没想过。”沈砚舟的声音还是很淡，“就当时发现了患者家属的证据链有漏洞，随手处理了。”
然后两个人又沉默了。不是那种尴尬的沉默，更像是两个人站在同一条河的岸边，隔着水看着彼此，水流声很大，但谁都不想先走。
林微言低下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把补纸揉成了一团，纸张皱皱巴巴地蜷在手心里，像一朵没有开好的花。她用指尖轻轻把它展开，铺平，重新蘸了糨糊，贴在书页的虫洞上，动作比刚才稳了一些。
“沈砚舟。”她忽然开口。
“嗯？”
“你还留着。”
电话那头的呼吸停了一拍。他知道她在说什么，不需要指明。那对袖扣，那个盒子，那个书架最上头的位置。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林微言以为他挂了。然后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比刚才低了很多，像是从胸腔深处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带着某种她从未听过的东西——不是平日里那种冷硬的疏离，也不是法庭辩论时那种凌厉的锋芒，是另一层语气，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抓住一个不敢大声说出来的愿望。
“你送我的，一样也没丢。袖扣、那本《花间集》里夹着的银杏叶、你随手写的便签——都留着。”他顿了顿，声音又低了些，沙哑得几乎被电流声吞掉最后一个字，“《花间集》的函套内侧，你用铅笔写过‘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行字——纸张泛了点黄，有点脆了，我只敢隔着塑料膜看。”
林微言伸手关掉了台灯。黑暗重新淹没了整个房间，只剩下手机屏幕的那一点微光和窗帘缝里漏进来的光，照在手边那本《花间集》的封面上。她想起六年前在潘家园的旧书摊前，沈砚舟蹲在地上翻旧书翻得满头是土，她把这本书递给他，他说“这种花间词太软了不适合我”。然后他买了，珍藏了六年。函套的边角被他修过——用修复古籍才会用的米浆和桑皮纸，笨拙地学着她的手法，一层一层裱上去。一个在法庭上从不低头的律师，把自己困在一间深夜书房里一遍遍调糨糊的浓度，只为了把一个人留下的痕迹完好无损地留到今天。
书脊巷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月光被云层推着缓缓移动，透过阳台那盆苏铁的叶隙，静悄悄地在书堆上落下一小块银斑。林微言没有开灯，借着那缕微光摸到书桌抽屉的把手。拉出来的时候，抽屉有些涩，发出低低的一声摩擦音，像是替她叹了口气。
抽屉最深处，放着一只巴掌大的铁盒。她打开盒盖，里面躺着的不是金银首饰，是六年前沈砚舟第一次出庭时用的那枚胸针——很简单，天平图案，底座上刻着一个字，是他自己的手笔，一撇一捺刻歪了，像小学生初学写字的习作，补了又刻，刻了又补，印痕里还残留着银器专用的旧抛痕。她一直没还他。分手那天下着雨，她把这枚胸针扔进垃圾桶里；他走后，她又赤着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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