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燥而有力，一如他给人的印象：稳重、圆滑，永远站在看似正确的一方。“敬之兄，汪先生是党，总司令是全军统帅。他们两位唱对台戏，我们做部下的，左右为难啊。”他语气平淡，听不出倾向。
何应钦笑了笑，压低声音：“为难？砚之兄，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武汉那边，谭延闿、孙科诸公虽在，但实权已落入唐生智、张发奎这些军人手中，更有鲍罗廷和地下党人在背后鼓噪，局面乱得很。反观南京，总司令深得军心，江浙财团全力支持，根基稳固。这道理，砚之兄应该比我清楚。”
沈砚之心中冷笑。何应钦这话，看似推心置腹，实则是在试探，也是在拉拢。他是在暗示：跟南京走，有财阀支持，有枪杆子撑腰；跟武汉走，那是跟一群“乱党”和“苏俄走狗”混在一起，前途未卜。
“清楚，自然清楚。”沈砚之点点头，不置可否，“不过，我辈革命，初衷是为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让百姓过太平日子。若是自己先打了起来，岂不让亲者痛，仇者快？北洋军的炮口，可一直对着我们呢。”他抬手指了指北方，“奉军最近在徐州一线增兵，张学良带了炮兵旅南下，这情报，敬之兄想必也收到了吧？”
何应钦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沈砚之这话，戳中了南京当局的软肋。宁汉分裂，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汪兆铭，而是暂时按兵不动的奉系军阀。南北夹击之势虽未形成，但北面压力陡增却是事实。
“砚之兄深谋远虑，应钦佩服。”何应钦干笑两声，“总司令也是为了统一指挥，应对危局。对了，明日一早，总司令要在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武汉方面的防务，以及……津浦路北段的作战计划。砚之兄务必出席。”
“我会准时到。”沈砚之答道。他明白，明日的会议，将是摊牌的前奏。蒋介石要么逼他明确站队，要么就会借机削夺他的兵权。他的第x师，是驻扎在南京附近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既是防御武汉的屏障，也是南京政府心腹大患。
送走何应钦，沈砚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文件电报，最上面一份是加急密电，来自他在武汉的旧友，也是当年护国战争时的袍泽——现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仲麟。电文很短，却字字千钧：“宁汉分裂，亲痛仇快。兄在金陵，当审时度势，勿为独夫所挟。武汉方面，仍视兄为真正革命者，盼共扶危局。”
李仲麟的话，与何应钦的话，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是旧日情谊和“革命”的大义名分，一边是现实的权势和生存的必须。沈砚之走到窗前，望着院中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三十年前，他在这里读书时，这棵树便已亭亭如盖。那时的大清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如今民国建立了，革命进行了，却依旧是风雨如晦。
他想起了程振邦。那位在南昌城下为他挡住子弹，最终长眠于赣江之滨的老战友。程振邦若还在世，面对今日之局面，会作何选择？是像他一样在夹缝中艰难维持，还是早已拔剑而起，另寻出路？程振邦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革命力量的巨大折损。如今，像程振邦那样纯粹的革命者，在南京的官场里，已是凤毛麟角。
“总指挥，程夫人派人送来的。”副官轻手轻脚地进来，呈上一方锦盒。
沈砚之打开，里面是程振邦的一枚遗墨，写着“精诚团结，革命到底”八个大字。字迹苍劲，透着一股不屈的英气。程夫人这是提醒他，勿忘战友遗志。他轻轻摩挲着那冰冷的纸张，仿佛能感受到程振邦那双永远炽热的眼睛。
“知道了。替我谢谢程夫人。”沈砚之将遗墨珍重收好，心中那杆摇摆的秤，似乎又向某个方向偏重了几分。
何应钦笑了笑，压低声音：“为难？砚之兄，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武汉那边，谭延闿、孙科诸公虽在，但实权已落入唐生智、张发奎这些军人手中，更有鲍罗廷和地下党人在背后鼓噪，局面乱得很。反观南京，总司令深得军心，江浙财团全力支持，根基稳固。这道理，砚之兄应该比我清楚。”
沈砚之心中冷笑。何应钦这话，看似推心置腹，实则是在试探，也是在拉拢。他是在暗示：跟南京走，有财阀支持，有枪杆子撑腰；跟武汉走，那是跟一群“乱党”和“苏俄走狗”混在一起，前途未卜。
“清楚，自然清楚。”沈砚之点点头，不置可否，“不过，我辈革命，初衷是为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让百姓过太平日子。若是自己先打了起来，岂不让亲者痛，仇者快？北洋军的炮口，可一直对着我们呢。”他抬手指了指北方，“奉军最近在徐州一线增兵，张学良带了炮兵旅南下，这情报，敬之兄想必也收到了吧？”
何应钦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沈砚之这话，戳中了南京当局的软肋。宁汉分裂，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汪兆铭，而是暂时按兵不动的奉系军阀。南北夹击之势虽未形成，但北面压力陡增却是事实。
“砚之兄深谋远虑，应钦佩服。”何应钦干笑两声，“总司令也是为了统一指挥，应对危局。对了，明日一早，总司令要在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武汉方面的防务，以及……津浦路北段的作战计划。砚之兄务必出席。”
“我会准时到。”沈砚之答道。他明白，明日的会议，将是摊牌的前奏。蒋介石要么逼他明确站队，要么就会借机削夺他的兵权。他的第x师，是驻扎在南京附近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既是防御武汉的屏障，也是南京政府心腹大患。
送走何应钦，沈砚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文件电报，最上面一份是加急密电，来自他在武汉的旧友，也是当年护国战争时的袍泽——现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仲麟。电文很短，却字字千钧：“宁汉分裂，亲痛仇快。兄在金陵，当审时度势，勿为独夫所挟。武汉方面，仍视兄为真正革命者，盼共扶危局。”
李仲麟的话，与何应钦的话，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是旧日情谊和“革命”的大义名分，一边是现实的权势和生存的必须。沈砚之走到窗前，望着院中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三十年前，他在这里读书时，这棵树便已亭亭如盖。那时的大清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如今民国建立了，革命进行了，却依旧是风雨如晦。
他想起了程振邦。那位在南昌城下为他挡住子弹，最终长眠于赣江之滨的老战友。程振邦若还在世，面对今日之局面，会作何选择？是像他一样在夹缝中艰难维持，还是早已拔剑而起，另寻出路？程振邦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革命力量的巨大折损。如今，像程振邦那样纯粹的革命者，在南京的官场里，已是凤毛麟角。
“总指挥，程夫人派人送来的。”副官轻手轻脚地进来，呈上一方锦盒。
沈砚之打开，里面是程振邦的一枚遗墨，写着“精诚团结，革命到底”八个大字。字迹苍劲，透着一股不屈的英气。程夫人这是提醒他，勿忘战友遗志。他轻轻摩挲着那冰冷的纸张，仿佛能感受到程振邦那双永远炽热的眼睛。
“知道了。替我谢谢程夫人。”沈砚之将遗墨珍重收好，心中那杆摇摆的秤，似乎又向某个方向偏重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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