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将石头城浸成一片青灰。
沈砚之站在下关码头栈桥尽头，看江面上往来如织的船只。漕船、商船、小火轮，桅杆如林，烟囱吐着黑烟，交织成一幅乱世中特有的繁忙图景。对岸浦口，北洋军的营帐隐约可见，像一片不散的阴云压在天际线。
“师长，”身后脚步声响起，副官周鸣山递上一封火漆密封的信函，“南京留守府送来的，黄总长亲笔。”
沈砚之拆开信封，就着栈桥边昏黄的汽灯看信。黄兴的字迹敦厚有力，却透着几分急切：砚之吾弟，军需急如星火，明日巳时，江宁官银钱局，兄当亲至，望弟同往，共商大计。
他将信纸折好，收入怀中，目光仍望着江对岸。北岸的军营里，隐约有灯火亮起，星星点点，像蛰伏的野兽睁开的眼睛。
“回城。”
南京城内，气氛比江边更加诡异。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虽已成立，但街巷间随处可见的是两种装束的军人：一种是袖佩青天白日徽的革命军，另一种则是灰布军装、肩章陌生的部队——从各地反正后改编的旧军，以及北洋南下的先遣人员。他们擦肩而过时，眼神里的戒备与审视，比言语更清晰地划出界限。
沈砚之骑着马，沿着夫子庙前的街道缓行。周鸣山带着四名亲兵跟在身后，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得得作响。沿街店铺大多还开着，伙计们倚在门框上，用好奇而淡漠的目光打量这支队伍。一个卖糖粥的挑子冒着热气，担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正给两个孩童盛粥，勺子稳稳当当，仿佛城头变幻的大王旗与他毫无干系。
“师长，”周鸣山策马靠近，压低声音，“留守府的人说，这几天城里不大安生。昨晚下关那边，有浙军和北洋辎重营的人打起来，伤了七八个。”
沈砚之点了点头，没说话。他从山海关一路南下，见识过太多这样的冲突。革命军内部派系复杂，各省民军互不统属，加上收编的旧军、会党，俨然是数十支互不相让的武装凑在一起。而北方，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正虎视眈眈，和谈代表往来穿梭，像走马灯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共和么？
他在心里问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次日清晨，天色未亮，沈砚之便起身洗漱。
下榻的旅舍位于秦淮河南岸，是一座三进院落的老宅，临时改作北伐军驻京办事处。院子里住着好几拨人，有湖南来的代表，有安徽的民军军官，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据说是从日本赶回来参加革命的。人声嘈杂，操着各处方言，争论声、叫骂声、拍桌子的声音，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沈砚之穿好军装，对着铜盆里的水整理了一下领口。镜中的脸比三个月前瘦削了些，颧骨微微凸起，眼神却更沉了。他想起离开山海关那夜，程振邦拍着他的肩膀说：“砚之，此去南京，见的世面多，受的气也多。记住，咱当兵的人，枪杆子不能丢，别的都是虚的。”
他推开门，院里已有人在洗漱。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年轻人正弯腰洗脸，听见动静，直起身子，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水珠，朝他点了点头。
“沈师长，早。”
沈砚之认出这人是昨天下午来访的《民立报》记者，姓张，二十出头，戴着圆框眼镜，说话带着江浙口音，斯文里透着几分热忱。
“张先生也早。”
“今天留守府开会？”年轻人眼睛一亮，“能否带小弟同去？报社
沈砚之站在下关码头栈桥尽头，看江面上往来如织的船只。漕船、商船、小火轮，桅杆如林，烟囱吐着黑烟，交织成一幅乱世中特有的繁忙图景。对岸浦口，北洋军的营帐隐约可见，像一片不散的阴云压在天际线。
“师长，”身后脚步声响起，副官周鸣山递上一封火漆密封的信函，“南京留守府送来的，黄总长亲笔。”
沈砚之拆开信封，就着栈桥边昏黄的汽灯看信。黄兴的字迹敦厚有力，却透着几分急切：砚之吾弟，军需急如星火，明日巳时，江宁官银钱局，兄当亲至，望弟同往，共商大计。
他将信纸折好，收入怀中，目光仍望着江对岸。北岸的军营里，隐约有灯火亮起，星星点点，像蛰伏的野兽睁开的眼睛。
“回城。”
南京城内，气氛比江边更加诡异。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虽已成立，但街巷间随处可见的是两种装束的军人：一种是袖佩青天白日徽的革命军，另一种则是灰布军装、肩章陌生的部队——从各地反正后改编的旧军，以及北洋南下的先遣人员。他们擦肩而过时，眼神里的戒备与审视，比言语更清晰地划出界限。
沈砚之骑着马，沿着夫子庙前的街道缓行。周鸣山带着四名亲兵跟在身后，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得得作响。沿街店铺大多还开着，伙计们倚在门框上，用好奇而淡漠的目光打量这支队伍。一个卖糖粥的挑子冒着热气，担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正给两个孩童盛粥，勺子稳稳当当，仿佛城头变幻的大王旗与他毫无干系。
“师长，”周鸣山策马靠近，压低声音，“留守府的人说，这几天城里不大安生。昨晚下关那边，有浙军和北洋辎重营的人打起来，伤了七八个。”
沈砚之点了点头，没说话。他从山海关一路南下，见识过太多这样的冲突。革命军内部派系复杂，各省民军互不统属，加上收编的旧军、会党，俨然是数十支互不相让的武装凑在一起。而北方，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正虎视眈眈，和谈代表往来穿梭，像走马灯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共和么？
他在心里问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次日清晨，天色未亮，沈砚之便起身洗漱。
下榻的旅舍位于秦淮河南岸，是一座三进院落的老宅，临时改作北伐军驻京办事处。院子里住着好几拨人，有湖南来的代表，有安徽的民军军官，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据说是从日本赶回来参加革命的。人声嘈杂，操着各处方言，争论声、叫骂声、拍桌子的声音，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沈砚之穿好军装，对着铜盆里的水整理了一下领口。镜中的脸比三个月前瘦削了些，颧骨微微凸起，眼神却更沉了。他想起离开山海关那夜，程振邦拍着他的肩膀说：“砚之，此去南京，见的世面多，受的气也多。记住，咱当兵的人，枪杆子不能丢，别的都是虚的。”
他推开门，院里已有人在洗漱。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年轻人正弯腰洗脸，听见动静，直起身子，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水珠，朝他点了点头。
“沈师长，早。”
沈砚之认出这人是昨天下午来访的《民立报》记者，姓张，二十出头，戴着圆框眼镜，说话带着江浙口音，斯文里透着几分热忱。
“张先生也早。”
“今天留守府开会？”年轻人眼睛一亮，“能否带小弟同去？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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