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挑着担子的，有抱着孩子的，有搀着老人的。风雪打在脸上，没人抱怨，只是埋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走。
程振邦骑着马过来，在他身边停下。
“清军那边有动静吗？”沈砚之问。
“没有。”程振邦说，“这么大的雪，他们也动不了。估计得等天晴。”
沈砚之点点头。
“让兄弟们抓紧休息。明天一早，咱们也走。”
程振邦看着他。
“砚之，你说，咱们还能回来吗？”
沈砚之沉默了几秒。
“能。”
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等革命成功了，等共和建立了，我一定带着兄弟们回来。到那时候，山海关就是咱们的了。”
……
夜里，雪停了。
沈砚之睡不着，披上大衣，一个人走到城墙上。
月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皑皑白雪上，天地间一片清亮。远处的清军营帐黑沉沉的，偶尔有一两点火光，是哨兵在值夜。
他沿着城墙慢慢走着，手抚过那些冰冷的墙砖。
每一块砖，都沾过血。
他父亲的血，那些阵亡将士的血，还有——敌人的血。
他十一岁那年，就是在这段城墙上，父亲把他塞进一个墙洞里，用身体堵住洞口，然后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砚之，别出来。”
他躲在墙洞里，听着外面的喊杀声、枪炮声，听着父亲沉重的呼吸声，听着父亲最后一声闷哼。
他等了很久很久。
等外面安静了，他才爬出来。
父亲趴在洞口，后背被血浸透了。
他抱着父亲，哭了很久。
后来是周大成找到他，把他背下城墙，藏在老百姓家里，躲过了联军的搜捕。
二十四年了。
他在这座城出生，在这座城长大，在这座城失去父亲，又在这座城举起起义的大旗。
现在，他要走了。
他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是一块怀表。
父亲的怀表。
表壳是银的，已经磨得发亮。表盘上的玻璃碎过，后来找人重新配了一块。表针还在走，滴答滴答，不紧不慢。
他打开表盖，看着表盘内侧刻的那行小字。
“砚之存念——父广源，光绪二十六年秋。”
那年他十一岁。
现在他三十五岁。
二十四年了。
他把怀表贴在胸口，感受着那轻微的震动。
滴答，滴答。
像父亲的心跳。
“爹，”他轻声说，“儿子要走了。山海关，咱们暂时守不住了。但您放心，儿子不是逃兵。儿子要去打更大的仗，要去做更重要的事。”
他把怀表收好，转身往回走。
走到城墙下，忽然看见一个人影站在月光里。
是周大成。
“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沈砚之问。
周大成挠挠头。
“睡不着。想着明天要走了，出来转转。”
沈砚之笑了。
“我也是。”
两人并肩站着，看着月光下的关城。
“大哥，”周大成忽然开口，“你说，咱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能回来？”
沈砚之想了想。
“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更久。”
周大成沉默了一会儿。
“我娘埋在西山那边。我走了，没人给她烧纸了。”
沈砚之看着他。
周大成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三年前他娘病逝，就葬在西山脚下那片乱葬岗里。
“大成，”沈砚之说，“等革命成功了，我陪你回来，给你娘立块碑。”
周大成笑了。
“行，说好了。”
两人又站了一会儿，各自回去睡觉。
……
第二天天不亮，部队集合了。
三千多人的队伍，加上愿意跟走的百姓，差不多有五千人。马车、牛车、独轮车排成长龙，上面装着武器弹药、粮食药品、锅碗瓢盆。
沈砚之站在队伍前面，看着这些人。
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穿军装的，有穿百姓衣服的。有拿枪的，有拿扁担的。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
他们都是跟着他起义的人。
他们都是信任他的人。
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兄弟们！”他大声说，“今天，咱们要离开山海关了。不是逃，是战略转移。南方有咱们的同志，有咱们的兄弟。咱们要去和他们汇合，一起去打更大的仗，一起去推翻满清，一起去建立共和！”
队伍里响起一阵低沉的应和声。
“等革命成功了，等共和建立了，我沈砚之向你们保证——一定带你们回来！回咱们的山海关！”
“回来！”有人喊。
“回来！”更多人喊。
沈砚之挥挥手。
“出发！”
队伍动了。
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脚步声杂沓，踩出一条蜿蜒的黑线，伸向南方的原野。
沈砚之骑在马上，走在队伍中间。
他回头看了一眼。
山海关的城楼，渐渐变小，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风雪里。
他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前面是什么？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无论前面是什么，他都会走下去。
因为他是沈广源的儿子。
因为他是革命党人。
因为他身后，有几千个信任他的人。
……
队伍走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在一个叫“黄土坎”的村子停下来歇息。
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孙，听说他们是起义军，二话不说，把村里的祠堂腾出来给他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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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邦骑着马过来，在他身边停下。
“清军那边有动静吗？”沈砚之问。
“没有。”程振邦说，“这么大的雪，他们也动不了。估计得等天晴。”
沈砚之点点头。
“让兄弟们抓紧休息。明天一早，咱们也走。”
程振邦看着他。
“砚之，你说，咱们还能回来吗？”
沈砚之沉默了几秒。
“能。”
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等革命成功了，等共和建立了，我一定带着兄弟们回来。到那时候，山海关就是咱们的了。”
……
夜里，雪停了。
沈砚之睡不着，披上大衣，一个人走到城墙上。
月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皑皑白雪上，天地间一片清亮。远处的清军营帐黑沉沉的，偶尔有一两点火光，是哨兵在值夜。
他沿着城墙慢慢走着，手抚过那些冰冷的墙砖。
每一块砖，都沾过血。
他父亲的血，那些阵亡将士的血，还有——敌人的血。
他十一岁那年，就是在这段城墙上，父亲把他塞进一个墙洞里，用身体堵住洞口，然后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砚之，别出来。”
他躲在墙洞里，听着外面的喊杀声、枪炮声，听着父亲沉重的呼吸声，听着父亲最后一声闷哼。
他等了很久很久。
等外面安静了，他才爬出来。
父亲趴在洞口，后背被血浸透了。
他抱着父亲，哭了很久。
后来是周大成找到他，把他背下城墙，藏在老百姓家里，躲过了联军的搜捕。
二十四年了。
他在这座城出生，在这座城长大，在这座城失去父亲，又在这座城举起起义的大旗。
现在，他要走了。
他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是一块怀表。
父亲的怀表。
表壳是银的，已经磨得发亮。表盘上的玻璃碎过，后来找人重新配了一块。表针还在走，滴答滴答，不紧不慢。
他打开表盖，看着表盘内侧刻的那行小字。
“砚之存念——父广源，光绪二十六年秋。”
那年他十一岁。
现在他三十五岁。
二十四年了。
他把怀表贴在胸口，感受着那轻微的震动。
滴答，滴答。
像父亲的心跳。
“爹，”他轻声说，“儿子要走了。山海关，咱们暂时守不住了。但您放心，儿子不是逃兵。儿子要去打更大的仗，要去做更重要的事。”
他把怀表收好，转身往回走。
走到城墙下，忽然看见一个人影站在月光里。
是周大成。
“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沈砚之问。
周大成挠挠头。
“睡不着。想着明天要走了，出来转转。”
沈砚之笑了。
“我也是。”
两人并肩站着，看着月光下的关城。
“大哥，”周大成忽然开口，“你说，咱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能回来？”
沈砚之想了想。
“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更久。”
周大成沉默了一会儿。
“我娘埋在西山那边。我走了，没人给她烧纸了。”
沈砚之看着他。
周大成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三年前他娘病逝，就葬在西山脚下那片乱葬岗里。
“大成，”沈砚之说，“等革命成功了，我陪你回来，给你娘立块碑。”
周大成笑了。
“行，说好了。”
两人又站了一会儿，各自回去睡觉。
……
第二天天不亮，部队集合了。
三千多人的队伍，加上愿意跟走的百姓，差不多有五千人。马车、牛车、独轮车排成长龙，上面装着武器弹药、粮食药品、锅碗瓢盆。
沈砚之站在队伍前面，看着这些人。
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穿军装的，有穿百姓衣服的。有拿枪的，有拿扁担的。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
他们都是跟着他起义的人。
他们都是信任他的人。
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兄弟们！”他大声说，“今天，咱们要离开山海关了。不是逃，是战略转移。南方有咱们的同志，有咱们的兄弟。咱们要去和他们汇合，一起去打更大的仗，一起去推翻满清，一起去建立共和！”
队伍里响起一阵低沉的应和声。
“等革命成功了，等共和建立了，我沈砚之向你们保证——一定带你们回来！回咱们的山海关！”
“回来！”有人喊。
“回来！”更多人喊。
沈砚之挥挥手。
“出发！”
队伍动了。
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脚步声杂沓，踩出一条蜿蜒的黑线，伸向南方的原野。
沈砚之骑在马上，走在队伍中间。
他回头看了一眼。
山海关的城楼，渐渐变小，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风雪里。
他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前面是什么？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无论前面是什么，他都会走下去。
因为他是沈广源的儿子。
因为他是革命党人。
因为他身后，有几千个信任他的人。
……
队伍走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在一个叫“黄土坎”的村子停下来歇息。
村子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孙，听说他们是起义军，二话不说，把村里的祠堂腾出来给他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