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穿着灰布长衫,戴着瓜皮帽,说话带京腔,像是衙门里的师爷。”



初十亥时,就是明晚九点。



沈砚之握紧纸条。明晚他本该在关帝庙与程振邦会面,而城南土地庙距离关帝庙不到三里。这会是巧合吗?



“少东家,今晚之约……”周文谦欲言又止。



“照旧。”沈砚之把纸条揣进怀里,声音坚定,“周先生,劳烦你守好城里。若我天亮未归,你便带着大伙按第二套方案行事——不要强攻,化整为零,各自潜伏,等待时机。”



周文谦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深深一揖:“少东家保重。”



子时将至。



沈砚之下了城楼,牵出早就备好的马。他没有走城门——守门的清兵里已经有他们的人接应,悄悄打开了西门的一处角门。马蹄包了布,踏在青石板上只发出闷闷的响声。



出城三里后,他把马拴在一处树林里,徒步向十里铺走去。



初冬的旷野一片死寂,只有风刮过枯草的沙沙声。月光很淡,被薄云遮着,时隐时现。沈砚之走得很快,羊皮袄的下摆扫过路边的荆棘,发出细碎的声响。



他想起父亲。



光绪三十四年,也是这样一个冬夜。父亲从京城回来,把他叫到书房,关紧门窗,点上油灯。那时父亲刚被革去游击将军的官职,赋闲在家,但眼神依旧锐利。



“砚之,你可知我为何被罢官?”



十六岁的沈砚之摇头。



“因为我不想当奴才。”沈怀远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如铁,“朝廷要割地赔款,要镇压维新,要杀革命党,我都认了。但他们要我把炮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我做不到。”



那天晚上,父亲第一次对他说起了“革命”。



“孙文先生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话听起来大逆不道,但细想,何错之有?这天下,本就不是他爱新觉罗一家的天下。”



父亲从书柜的暗格里取出一面旗帜——青天白日旗。布面已经有些褪色,但图案依然清晰。



“这是三年前,一个朋友托我保管的。他死了,死在菜市口。临刑前他说,这旗子总有一天会插遍中国。”



沈怀远把旗子郑重地交给儿子。



“砚之,爹这辈子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年轻,你要等,要忍,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话音未落,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异响。



沈怀远脸色骤变,一把推开沈砚之,自己扑向油灯。灯灭了,书房陷入黑暗。紧接着,院墙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火把的光亮透过窗纸照进来。



“沈怀远!你事发了!乖乖出来受缚!”



是衙门的人。



沈怀远把旗子塞进沈砚之怀里,压低声音:“从后窗走,去山海关,找刘教习。记住,活着,等!”



那是沈砚之最后一次见父亲。



三天后,沈怀远被押赴京城,罪名是“私通乱党,图谋不轨”。判决下来:斩立决。



行刑那天,沈砚之混在人群里,远远看着父亲跪在菜市口的刑台上。刽子手举刀时,沈怀远突然抬头,目光穿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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