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边区政府会议室,九月下旬。



这间会议室原是延安城里一家商号的库房,砖墙上还留着当年堆货磨出的印子。



长方桌上铺着边区自己织的粗毛毯,毯子边角磨出了线头。桌上摆着搪瓷缸和旱烟袋,缸子里泡的是枣叶茶,烟袋锅里填的是本地烟叶子。



墙上挂着一幅陕甘宁边区全图,比例尺不大,但山川河流、各县边界标得清楚。



边区政府的几位主要干部围桌而坐。



主席姓林,五十出头,陕北本地人,早年参加革命,一直在西北工作。



他面前摊着贝克尔那份报告,旁边还摞着几份材料:教育厅的扫盲进度统计、建设厅的道路水利简报、卫生处的疫病防治情况、财政厅的经费预算草案。



“汉斯同志这份报告,大家都看了。”



林主席开口,声音不高,带着陕北口音,



“写得实在。贺家湾一个点,把问题都摆出来了。



教员不够、教材不够、山沟小村顾不上、农技员跑不过来、卫生条件差、文化活动少——这些不是贺家湾一个村的事,是全边区的事。”



说着,他拿起另一份材料,是教育厅的统计:



“全边区学龄儿童大约二十万,现在能上识字班的不到三成。



教员总数不到两千人,其中还有一半是半脱产的,本身只有初小程度。



平均算下来,一个教员要管一百多个娃娃。这还不算**扫盲。”



教育厅长老周接话:



“林主席说得对。教员缺口太大了。



绥德师范、延安师范两所学校,去年毕业生加起来不到三百人,分到各县,每个县分不到十个人。



有些县连一个师范毕业生都分不到,识字班只能靠本地识几个字的半脱产教员撑着。



这些同志热情有,但水平不够,教认字还行,教算术就吃力了。”



建设厅长老马把道路简报翻开:



“不光是教育。道路也一样。全边区能走汽车的公路不到三百公里,还集中在延安、绥德、庆阳几个点上。



大部分村子之间只有骡马道,下雨天连骡马道都断。



我们想把识字班铺开,教员得走路去上课吧?



山沟里的村子,教员走一趟要半天,一天只能教一个班。



要是路通了,教员骑个车子半天能跑两三个村,效率就上来了。”



卫生处的老刘插话:



“卫生也是。全边区正经学过医的不到五十个人,加上接生员、卫生员这些半脱产的,总共不到三百人。



去年边区搞过一次痢疾流行,好几个村子死了人,就是因为没有懂行的人指导用水卫生。



汉斯同志报告里说乡卫生所两个医生管三个乡——这是好的。



有的乡连一个半脱产的卫生员都没有。”



林主席听完,把贝克尔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的建议部分。



“汉斯同志提了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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