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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流程不透明,监督机制形式化,干部交流轮岗制度执行不到位,群众举报渠道存在堵点,同级监察力量受制于单位主官……”



“这些不是靠一次专项审查、一批案件查处能根本解决的。



需要在制度层面重新设计权力运行的轨道,让权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他停下来。



“这不是明年能完成的事。甚至不是后年。可能需要五年、十年。”



韦格纳望着窗外灯火渐明的柏林。



五年。十年。



1929年的秋天,他三十九岁。五年后四十四岁,十年后四十九岁。



如果一切顺利,到那时,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将迎来它的第二十一个年头。



他想起1923年秋天,列宁在柏林治疗时与他那场深夜长谈。



彼时列宁五十三岁,那个夜晚,列宁同志的眼睛始终明亮着。



“韦格纳同志,”列宁说,“你知道我这一生最害怕什么吗?”



韦格纳没有回答。



“不是失败。我们吃过那么多败仗,1905年、1917年七月、内战初期……失败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



列宁的声音很轻,



“我害怕的是成功之后的官僚化。



是革命者变成新官僚,人民委员变成新贵族,苏维埃变成新衙门。”



他顿了顿。



“你知道俄国农民怎么形容旧沙皇的官吏吗?



他们说:



人来了,规矩变了;人走了,规矩还在。



我们推翻沙皇,赶走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



可如果有一天,工人农民推开县委的门,看见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还是那副面孔——穿着新制服,说着新套话,关起门来还是旧时代的做派。那我们的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



韦格纳从回忆中抽身。



“那就定在大会之后逐步启动吧。”



他对施密特说,



“第三阶段先不急。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但你先把制度设计的框架搭起来。



五年也好,十年也好,方向对了,就不怕走得慢。”



施密特点头,他从桌上收起那两份材料,放回公文包,扣好搭扣。



会议到此结束。该说的话已经说尽,该做的决定已经落地。



施密特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



“主席。”



韦格纳抬眼。



“关于林茨案,约瑟夫·迈尔同志能在专案组进驻前完成那么详尽的调查取证,不是偶然。



他在林茨工作十一年,下属评价他要求严、话不多、从不占公家便宜。



他住的那套公房,配给家具清单一式两份,离任时所有物品都在,只少了一把暖水壶——那是1926年他的独生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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