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了好几天了。



说说看,第一印象?跟法国比,跟我们那些资本主义邻居比,觉着我们这儿怎么样?”



他把问题抛了回来,韦格纳是真的很好奇这位外国记者的直观感受。



斯诺整理了一下思绪,坦诚的说到:



“主席先生,坦白说,冲击非常大。



在法国,我看到的是革命正在进行时,是破坏与重建的剧烈阵痛,是热情、混乱和匮乏并存。



而在德国……” 斯诺斟酌着词句,



“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初步成型、并且高速运转的新社会机器。



秩序、效率、规划性令人震惊。



普通人的生活改善是肉眼可见的,从住房、交通、教育到医疗。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方向的安定感和参与感。当然,”



斯诺补充道,想起自己的观察笔记,



“我也注意到文化生活的强烈导向性,以及对社会思想高度统一的追求。”



韦格纳专注地听着,不时点头,没有打断。等斯诺说完,他笑了起来,那笑声爽朗而富有感染力。



“看得细,总结得也不错。你说像‘机器’,这个比喻有点意思,但不够全面。”



韦格纳的身体微微前倾,用夹着烟的手比划着,



“机器是死的,靠人操作。



我们搞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是解放人,发展人,不是把人变成更高效的机器零件。



你看到的秩序和效率,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是让每一个劳动者,从被资本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有文化、有健康、有尊严、全面发展的人。



你看到的那些学校、医院、公园、剧院,还有工人在车间里讨论技术革新,农民的儿子去学开飞机,都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



韦格纳吸了口烟继续道:



“跟法国比,我们走得早几年,摔的跤也多一些,慢慢摸到点门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光是砸烂。



砸烂一个旧世界相对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难得多。



需要耐心,需要科学,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法国同志有他们的具体情况,热情高,干劲足,这是优点。我们也愿意分享一些经验和教训,比如怎么在革命激情过后,建立稳定的秩序,怎么搞经济计划,怎么防止胜利后的干部蜕化变质。



这都是社会主义政府建立政权之后的新课题。”



斯诺一边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边提出下一个问题:



“您提到防止干部蜕化变质,我注意到德国正在进行一场针对教育系统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甚至涉及更广泛的社会风气。



您似乎对此有很深的忧虑。



在您看来,一个诞生于革命的新政权,最大的内部危险是什么?”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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