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80章 美国自战后的困境2

>


摩根大通的分析报告向客户直言不讳地建议：



“当前配置应规避对欧出口依赖型资产，转向国防、国内消费及贵金属。



欧洲的每一次政局动荡或经济噩耗，都可能成为我们投资组合的利润来源。”



危机，成了一种可以下注并从中牟利的“资产”。



这场狂欢的门槛前所未有地降低。



保证金交易让普通中产阶级得以用极少的本金撬动巨大的股票头寸。



1927年，股市保证金贷款总额膨胀至58亿美元，已逼近原历史中1929年大崩盘前的峰值水平。



参与者不再仅仅是金融精英，还包括了教师、小店主，甚至是一些抵押了土地换取现金来炒股的中西部农民。



堪萨斯城的一位中学教师玛格丽特·怀特便是其中的典型。



她将多年积攒的3000美元全部投入股市，并在1926年神奇地翻了一番。



在写给姐妹的信中，她兴奋地写道：



“这比批改作业、管教学生容易多了，也快多了！



柏林那些人搞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我们就在纽约搞我们的资本主义投机，看看谁跑得更快、赚得更多！”



她的信中洋溢着对轻易致富时代的陶醉，全然未觉察在美国股市越来越膨胀的泡沫。



与股市泡沫并行不悖的，是建立在庞大私人债务基础上的消费繁荣。



为了消化因失去欧洲市场而过剩的工业产能，美国社会开启了一场鼓励全民借贷消费的宏大实验。



1927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高达7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



底特律的汽车工人约瑟夫·科瓦尔斯基一家，是这种负债式生活方式的缩影。



约瑟夫年收入约1800美元，却通过分期付款，拥有了一套郊区住宅（抵押贷款4500美元）、一辆汽车（欠款600美元）、一台收音机和一台新式电冰箱（欠款350美元）。



每月需要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去了他收入的近一半。



在一次工会小组的非正式谈话中，他对代表说：



“工厂里已经在传闻要裁减装配线的人手。万一我被裁了，下个月的账单我一张都付不起。你知道吗？我听说在德国，他们有法律，工厂不能随便解雇工人……”



工会代表慌忙打断他，紧张地环顾四周：



“约瑟夫，闭嘴！这种话不能乱说！你想被当成赤色分子，害得我们所有人都被调查吗？”



商业广告敏锐地捕捉并强化了这种社会心态，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对抗。



广告词不再仅仅描述产品功能，更开始贩卖一种与红色模式相对立的美国生活方式。



通用电气的广告宣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你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牌子的电灯、烤箱或冰箱，而不是等待国家配给你唯一的选择！”



可口可乐的海报上，永远是阳光明媚的草坪、笑容灿烂的白人核心家庭，配以醒目的标语：“这就是美国式的幸福。”



消费选择权，被巧妙地等同于政治自由。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