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埃莉诺转达的请求后,韦格纳在繁忙的日程中特意安排出了一个下午。



当韦格纳抵达疗养中心时,列宁刚刚完成上午的康复训练,正坐在轮椅上,在套间外连接着的小阳台上,望着湖面。



“伊里奇同志,希望我没有打扰您的休息。”



韦格纳走上前,与列宁有力地握了握手,然后自然地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了他的斜对面。



“韦格纳同志,你能来,我很高兴。”



“德国报纸上的报道,让我想到了很多。”



列宁停顿了片刻,



“奥堡的爆炸,布雷默的叛逃……你处理得很坚决,也很有章法。



不仅仅满足于砍掉几个贪官的头,而是试图彻底扭转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态。



这些措施,让我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试图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下,探索更丰富、更具韧性的内部制衡和参与形式的思路。”



“伊里奇同志,我有时在想:



我们夺权是为了什么?如果新的国家机器同样会压迫工人,那这面红旗的意义何在?



所以,我们必须尝试,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尽可能早地、尽可能扎实地嵌入防止权力异化的思想和措施。



工会的否决权,监察部门的独立性,干部的考核指标,都是这种尝试。



它们可能还不完善,可能会遇到阻力,甚至可能走弯路,但我们的方向必须明确:



政权必须时刻回应人民的关切,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时刻回应……有效制约……”



列宁重复着这两个词,



“你说到了关键,卡尔。



在莫斯科,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甚至更复杂。



新的经济政策带来了市场活力,也复活了资本主义的幽灵;庞大的国家建设任务催生了臃肿的官僚机构;而党的内部……”



他停了下来,轻轻叹了口气,列宁的语气充满了深深的忧虑,这不仅仅是路线分歧,更是对革命政权可能偏离初衷的警觉。



“在这里,远离莫斯科的日常喧嚣,我反而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成功地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但如何防止在建设新机器的过程中,重新制造出新的、同样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是比军事胜利更艰巨的挑战。”



韦格纳深有同感:



“是的,伊里奇同志。我认为,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努力。



第一,是持续不断的、深入到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



要让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干部,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而是政权的唯一合法性来源。



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思想。



这需要加强教育,也需要像处置布雷默这样严厉的惩戒制度来和旧的思想作风划清界限。



第二,更根本的是制度建设。



思想教育不能代替制度约束。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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