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体系完全不同。如果每个层级都有这样的主动性……”



隆美尔没有说下去,但眼神里充满了对这套强调实践和独立思考的军事哲学的认可。



更深入的讨论由此展开,军官们不再简单地争论“对错”,而是开始探讨韦格纳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运作原理。



一次,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德国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矛盾的讨论异常激烈地展开了。



“我始终无法理解,”



冯·阿尼姆少校皱着眉头,他是传统贵族军官的代表,



“韦格纳一方面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号召世界革命,要‘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枷锁’,另一方面,我们却从报纸上读到,他与英国人进行秘密交易,用不侵犯波兰的保证来换取解除封锁,这明显是为了稳固东线,争取德国的喘息之机。



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自相矛盾?是机会主义!”



“不,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明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式的策略,”



曼施坦因沉吟道,



“可以称之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其核心在于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战略阶段的当前任务与长远目标。”



曼施坦因进一步阐述:



“当前,德国虚弱不堪,英法等国的封锁是勒在我们脖子上的主要绞索。



那么,利用英国对法国大陆霸权的担忧,暂时缓和与西方的紧张,甚至进行有限的合作,就是打破主要矛盾、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这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短期的、迫切的利益。”



曼施坦因停顿了一下,让众人消化,然后继续道:



“而从长远战略看,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红色德国是无法真正安全的。因此,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我们宿敌法国内部点燃火焰,从根本上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同样符合德国长远的、根本的国家利益。



韦格纳的‘国际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宏大、更具前瞻性的‘国家利益’实现手段。它比我们过去那种僵硬、被动、受制于君主私谊或陈旧盟约的外交,更具弹性和主动性。”



西克特默默地听着,他回想起韦格纳在某篇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中明确写道:



“要把我们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要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



此刻,西克特内心不得不承认,这种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策略,虽然彻底颠覆了传统外交的矜持与规范,但在当前德国近乎绝望的弱势地位下,或许是唯一能够破局、于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现实之道。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具专业性的思想激荡,在古德里安牵头组织的非正式“战术研究小组”中展开。



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曼施坦因、隆美尔以及其他几位对军事理论抱有浓厚兴趣的年轻军官。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而是开始主动地将韦格纳的军事论述,与他们所熟悉的克劳塞维茨、老毛奇,乃至史里芬的理论进行比较、印证和融合。



一次夜间讨论中,古德里安显得尤为激动,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热情:



“看这里!韦格纳主席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形象地比喻‘伤其十指,不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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