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明三年四月，青州刺史上奏，言今月庚寅黄河与济水变得清澈，此乃祥瑞之兆，预示着乾明天子的德行使天下太平。
历史上的这一奏章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因为这月辛丑日，娄昭君崩逝，庚寅日，黄河济水变清，也就是四月一日，黄河济水变得清澈，四月十二日娄昭君就死亡，某种意味上等于说明娄昭君是齐国这池水不清澈的根源，堪比“太后一逝，齐国就太平了”；
从中也可以看出娄昭君在齐国政治所占据的影响，后人以现代角度看不清晰她的地位，但实际上她在齐国运转的过程中有十分庞大的影响力，可以想见若高湛死在娄昭君前，那么娄昭君可能还要拱高济上位，这就使得今年济水变清又成为了高济上位的祥瑞表现，所以青州刺史的上奏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向高湛献媚：
太后挂了，我们大齐有救了！
高湛因此而改年号为河清。
在这个时间线上因为高殷的授意，娄昭君提前死于561年末，这黄河水清就变成了双重隐喻，既是上天欣喜于齐国攻下玉璧、河东的称赞，也是暗中表现娄昭君死亡对齐国有着积极的意义；
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黄河济水变清都是对高殷执政的肯定，虽然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高洋高殷高演高湛谁在位，都会莫名获得一波天命加持，但在这时候的高殷身上还多了一层额外的军功表彰，让这祥瑞的威力比历史上的影响还强化了数倍，许多人不得不感叹乾明天子的作为上映天象，实乃天命所归。
这不仅有着浓重的政治影响，而且应祥瑞而改元，齐帝按例会降低罪役的刑罚，对各官予以封赏，是人人都能受惠的大喜事，故而百官上奏，请求天子将年号改为河清，以顺天意。
高殷对此就有些苦恼；因为他上过学，还学过历史，知道年号这种事情很重要也很繁琐，若随便更改，只怕以后的学生们会苦不堪言。
有为的帝王其实并不太在乎年号的更替，毕竟国家繁荣是自己兢兢业业治理出来的，归功于祥瑞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在说自己没什么作为，都是老天庇佑。
帝凡有为者都自傲于心，虽号天子，实为天命化身，实在不愿意让老天冒领自己的人治之功。
而且年号更易太频繁会扰乱社会稳定，李治在位三十三年换了十六个年号，平均两年一个，他家的疯婆子武则天更是逆天，篡唐建周十五年，用了十四个年号，平均一年一个，如果算上她作为太后临朝称制的时间，则是二十一年十八个年号，祥瑞是祥瑞了，但政治上很不稳定，不仅国家适应起来麻烦，而且后人要背诵和研究也很困难。
刘彻虽然也改元勤快，但他是年号的创制者，且是按照六年一更易的节奏去改的，至少有个节奏；虽然还是太繁琐了。
在这方面，高殷倾向于朱元璋所建立的一世一元制。他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有执念的地方，前世看历史小说的时候，见到某些主角称帝了喜欢用“大业”、“贞观”、“洪武”等明星年号，也是不置可否的态度：
意义这种东西是由人自己赋予的，杨广李治就是同样用十六个比贞观还要好听的年号，也比不上李世民的一根毛，如果朱元璋用的是崇祯，而朱由检用的是洪武，那洪武也会被各种嘲讽。
永乐是南汉张遇贤和宋朝方腊叛乱时所用的年号，明臣拿给朱棣使用，明显是用来蛐蛐他的，暗示他是乱臣贼子，但这也不妨碍朱棣将征安南、败瓦剌、荡倭寇，被后世誉为“永乐盛世”，张遇贤和方腊的影响反而被盖过去了。
他自己的乾明也
历史上的这一奏章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因为这月辛丑日，娄昭君崩逝，庚寅日，黄河济水变清，也就是四月一日，黄河济水变得清澈，四月十二日娄昭君就死亡，某种意味上等于说明娄昭君是齐国这池水不清澈的根源，堪比“太后一逝，齐国就太平了”；
从中也可以看出娄昭君在齐国政治所占据的影响，后人以现代角度看不清晰她的地位，但实际上她在齐国运转的过程中有十分庞大的影响力，可以想见若高湛死在娄昭君前，那么娄昭君可能还要拱高济上位，这就使得今年济水变清又成为了高济上位的祥瑞表现，所以青州刺史的上奏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向高湛献媚：
太后挂了，我们大齐有救了！
高湛因此而改年号为河清。
在这个时间线上因为高殷的授意，娄昭君提前死于561年末，这黄河水清就变成了双重隐喻，既是上天欣喜于齐国攻下玉璧、河东的称赞，也是暗中表现娄昭君死亡对齐国有着积极的意义；
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黄河济水变清都是对高殷执政的肯定，虽然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高洋高殷高演高湛谁在位，都会莫名获得一波天命加持，但在这时候的高殷身上还多了一层额外的军功表彰，让这祥瑞的威力比历史上的影响还强化了数倍，许多人不得不感叹乾明天子的作为上映天象，实乃天命所归。
这不仅有着浓重的政治影响，而且应祥瑞而改元，齐帝按例会降低罪役的刑罚，对各官予以封赏，是人人都能受惠的大喜事，故而百官上奏，请求天子将年号改为河清，以顺天意。
高殷对此就有些苦恼；因为他上过学，还学过历史，知道年号这种事情很重要也很繁琐，若随便更改，只怕以后的学生们会苦不堪言。
有为的帝王其实并不太在乎年号的更替，毕竟国家繁荣是自己兢兢业业治理出来的，归功于祥瑞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在说自己没什么作为，都是老天庇佑。
帝凡有为者都自傲于心，虽号天子，实为天命化身，实在不愿意让老天冒领自己的人治之功。
而且年号更易太频繁会扰乱社会稳定，李治在位三十三年换了十六个年号，平均两年一个，他家的疯婆子武则天更是逆天，篡唐建周十五年，用了十四个年号，平均一年一个，如果算上她作为太后临朝称制的时间，则是二十一年十八个年号，祥瑞是祥瑞了，但政治上很不稳定，不仅国家适应起来麻烦，而且后人要背诵和研究也很困难。
刘彻虽然也改元勤快，但他是年号的创制者，且是按照六年一更易的节奏去改的，至少有个节奏；虽然还是太繁琐了。
在这方面，高殷倾向于朱元璋所建立的一世一元制。他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有执念的地方，前世看历史小说的时候，见到某些主角称帝了喜欢用“大业”、“贞观”、“洪武”等明星年号，也是不置可否的态度：
意义这种东西是由人自己赋予的，杨广李治就是同样用十六个比贞观还要好听的年号，也比不上李世民的一根毛，如果朱元璋用的是崇祯，而朱由检用的是洪武，那洪武也会被各种嘲讽。
永乐是南汉张遇贤和宋朝方腊叛乱时所用的年号，明臣拿给朱棣使用，明显是用来蛐蛐他的，暗示他是乱臣贼子，但这也不妨碍朱棣将征安南、败瓦剌、荡倭寇，被后世誉为“永乐盛世”，张遇贤和方腊的影响反而被盖过去了。
他自己的乾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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