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想着，高殷和众臣都收拾好了心情，看向下一个议题。
“高句丽遣使，奉王女至邺都，乞与国家结姻。”
对这个问题，朝臣分成两派，汉人文士并不希望至尊纳高句丽王女为妃子，认为这样就让高句丽蹭上了皇室的血脉，有损大国荣光，是娶了夷狄之女。
然而这在鲜卑人面前都不叫个事儿，抢夺他族的女人和孩子本就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德，将自身的血统通过他族女人进行扩散，从而扩大族群，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侵略象征。
由此而演变出来的北朝皇室，对外族的血统和婚姻观念便相对开放，通过联姻来结成军事同盟或稳定局势乃是家常便饭。
不说早年的道武帝向柔然请求和亲、太武帝将胡夏、北凉公主纳入后宫，光是本朝就有高王迎娶蠕蠕公主、文襄皇帝继承之，太祖收段氏女、至尊又继承之，且至尊自己都迎娶了突厥公主，多个鲜明的例证在眼前，汉人的言论在这一点上实在站不住脚，且说得越多，得罪的各族势力就越多。
因此汉人文士们中途一转论调，言高句丽乃下国，在新莽时期就曾被王莽更名为“下句丽”，和这种国家的女人结亲有辱国体，请高殷三思。
但高殷却忍不住微笑：“卿等多虑，此非昭君出塞，而是昭姬归汉。夫余人慕我国家，心向王化，特来请结，此乃人心归附，朕怎能轻拒？”
魏长贤迈步出列，躬身行礼，而后道：“至尊引喻失义。昭姬归汉，乃是因为蔡昭姬本为汉人，汉末南匈奴叛乱，昭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后魏武遣使者以金璧赎之，方才归国，而高句丽之女为扶余人之后，岂可相提并论？”
高殷摇摇头：“魏卿所言差矣。既知汉末故事，怎不知辽东、玄菟、乐浪等郡县亦属汉家故地？”
他看向众臣，目光扫射一圈：“众卿可知高句丽之旧事？”
无人回应，高殷便娓娓道来：“汉宣帝时，有一人生于玄菟郡高句骊县，因七岁善射，故得夫余语中善射之音，名为朱蒙。”
“后在汉元帝时逃至某地，见该地土壤肥沃、山河险固，于是定居而建权，也就是如今的高句丽。推演而来，高句丽人之祖实为汉家之玄菟郡人，亦汉人也。”
“这……”
汉人文士们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从汉朝开始，儒家和汉族文明所绑定，如果高句丽也是汉人，就说明世界上出现了不受儒家辐射影响的汉人文化圈，也就是说，儒家会从汉人政权的政治体系中解绑，从基础系统变成了一个可以选择的程序，而高句丽就是没有绑定这个程序的另一种发展。
这也是儒家在文明发展上的局限性，因为强调君权神授、伦理纲常，在提供强大的秩序性与合法性，能为现有的君王地位背书时，也较难适应社会急速变化的动荡期，所以在南北朝、五代、金元、明末等大乱世时期，汉家读书人的能力都难以显现，只有建立起了稳固的国家政权，他们才能发挥出最大功效，辅佐新国建立统治。
他们帮君王向下一层层的攫取权力，自己再在这个过程中分润，却没有想着为哪一阶层保留权力，使得权力集中在最上层，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就让帝国的其他环节变得脆弱，难以应对外部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最终总是会用儒家治国，原因无他，在稳固统治上实在是太好用了，所有人不需要疑问、只需要服从，无条件的追随儒家所构建的君臣父子夫妻的纲常金字塔，这就以牺牲社会
“高句丽遣使，奉王女至邺都，乞与国家结姻。”
对这个问题，朝臣分成两派，汉人文士并不希望至尊纳高句丽王女为妃子，认为这样就让高句丽蹭上了皇室的血脉，有损大国荣光，是娶了夷狄之女。
然而这在鲜卑人面前都不叫个事儿，抢夺他族的女人和孩子本就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德，将自身的血统通过他族女人进行扩散，从而扩大族群，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侵略象征。
由此而演变出来的北朝皇室，对外族的血统和婚姻观念便相对开放，通过联姻来结成军事同盟或稳定局势乃是家常便饭。
不说早年的道武帝向柔然请求和亲、太武帝将胡夏、北凉公主纳入后宫，光是本朝就有高王迎娶蠕蠕公主、文襄皇帝继承之，太祖收段氏女、至尊又继承之，且至尊自己都迎娶了突厥公主，多个鲜明的例证在眼前，汉人的言论在这一点上实在站不住脚，且说得越多，得罪的各族势力就越多。
因此汉人文士们中途一转论调，言高句丽乃下国，在新莽时期就曾被王莽更名为“下句丽”，和这种国家的女人结亲有辱国体，请高殷三思。
但高殷却忍不住微笑：“卿等多虑，此非昭君出塞，而是昭姬归汉。夫余人慕我国家，心向王化，特来请结，此乃人心归附，朕怎能轻拒？”
魏长贤迈步出列，躬身行礼，而后道：“至尊引喻失义。昭姬归汉，乃是因为蔡昭姬本为汉人，汉末南匈奴叛乱，昭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后魏武遣使者以金璧赎之，方才归国，而高句丽之女为扶余人之后，岂可相提并论？”
高殷摇摇头：“魏卿所言差矣。既知汉末故事，怎不知辽东、玄菟、乐浪等郡县亦属汉家故地？”
他看向众臣，目光扫射一圈：“众卿可知高句丽之旧事？”
无人回应，高殷便娓娓道来：“汉宣帝时，有一人生于玄菟郡高句骊县，因七岁善射，故得夫余语中善射之音，名为朱蒙。”
“后在汉元帝时逃至某地，见该地土壤肥沃、山河险固，于是定居而建权，也就是如今的高句丽。推演而来，高句丽人之祖实为汉家之玄菟郡人，亦汉人也。”
“这……”
汉人文士们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从汉朝开始，儒家和汉族文明所绑定，如果高句丽也是汉人，就说明世界上出现了不受儒家辐射影响的汉人文化圈，也就是说，儒家会从汉人政权的政治体系中解绑，从基础系统变成了一个可以选择的程序，而高句丽就是没有绑定这个程序的另一种发展。
这也是儒家在文明发展上的局限性，因为强调君权神授、伦理纲常，在提供强大的秩序性与合法性，能为现有的君王地位背书时，也较难适应社会急速变化的动荡期，所以在南北朝、五代、金元、明末等大乱世时期，汉家读书人的能力都难以显现，只有建立起了稳固的国家政权，他们才能发挥出最大功效，辅佐新国建立统治。
他们帮君王向下一层层的攫取权力，自己再在这个过程中分润，却没有想着为哪一阶层保留权力，使得权力集中在最上层，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就让帝国的其他环节变得脆弱，难以应对外部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最终总是会用儒家治国，原因无他，在稳固统治上实在是太好用了，所有人不需要疑问、只需要服从，无条件的追随儒家所构建的君臣父子夫妻的纲常金字塔，这就以牺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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